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

生命的遺傳基因

陳綠霞

　　我是陳綠霞，曾是三種癌症在身的病患：血癌（急性骨髓性白血病）、卵巢癌和口腔黏膜癌。由於家族帶有癌症的遺傳基因，我的家人中，母親和舅舅曾是大腸癌患者，我的妹妹中也有一位曾得淋巴癌。

　　我最早得的血癌是在民國八十一年發現，那年我四十三歲。當時持續的高燒不退，滿身瘀青，當醫生確定我得的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時，我的反應和一般癌患是一樣的：為什麼會是我？

　　接下來的化療，無數次的進出醫院，等待無菌室的骨髓移植…，由於當時治癌醫學不比現在，醫生預估我只有一個月的壽命。我每回面對高劑量的化學針和每天吞食一百多顆口服藥丸，若要問我當時的感覺，我的回答是：「那種身體上的痛苦，我就好像是攪碎機裡的豬肉。」

　　我活下來了。接著民國八十六年我得了卵巢癌，治癒後，九十一年又得了口腔黏膜癌，若要細數我身上所帶過的傷痛：眼球破損、雙眼縫了六次、為我保住了靈魂之窗；嘴巴開了十多次刀、包括舌頭被切掉了三分之一、牙齦切除、導致臉部變形；手術期間的口裡吐出的是血、排出的是血便、腸破、肛門破 …。回首這段患癌時的痛，我只能說：若以疼痛的等級來區分，有人說生產痛的等級是「十分」（最高等級），但若以生產的痛和癌症的痛相比，我覺得那「十分」都是太少了。我想也只有走過癌路的人，才能感受到我們對痛的耐力，早已是人類體能上的極限了。

　　在那段漫長、艱辛的日子裡，信仰和家人的鼓勵是我活下來的最大支柱，尤其是我的媽媽：我住院時，無力行走，媽媽扶著我上下樓梯，並推著輪椅上的我一起看夕陽，哪怕是一眼，她都不放過那短暫機會。的確，親情填補了我的脆弱。我們這種人，沒有放棄生命的權利，我現在經常到病房探訪癌症病人，我會鼓勵他們，因為我的生命就是一個「活下來」的見證。

　　在這見證裡，有許多人幫助我，包括我的家人、「中華骨髓移殖關懷協會」的朋友…我有個妹妹是我的骨髓捐贈者，她不畏艱曾心急地希望她捐贈的骨髓對我有作用，能救我的命、給我重生的機會；我的大媳婦是護理師，我生病時，她有心地聽取我所有的病歷資料，她知道我需要何種營養品，就提供何種營養品。我得病那年是43歲，灰心至極，大媳婦激動地問我：「媽，若是您現在『走』了，您會甘心嗎？您才43歲，如果不甘心，您就乖乖聽我的，要您怎樣吃就怎樣吃，您要讓自己的血液長出來，這種事，我沒辦法幫忙，只有靠您自己來。」她的一席話，像一根針扎在我心底。至於協會裡的朋友，更是我隨時的打氣筒，他們每每告訴我：「綠霞，世界上不只妳得血癌，別人能活下來，妳也能！」就是這些人鼓舞著我，讓我心中有了信念，相信我可以活下來。

　　每當我探訪癌友時，我一定會把口罩拿下，我要讓我變形的臉龐給他看到，我的用意是告訴他：我即使已經變成這般，但也可以活下來。我也一定會給對方一個大大的擁抱，並且對他說：「你的現在，就是我當初的過去，你看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。」離去前，我會貼近他耳邊，中肯的跟他說：「別人雖然會幫助我們，但是這種病，只有我們能自己『扛』，所以你要勇敢！」

　　就當我說完這些話時，我看到病床上的癌友眼睛「亮」了起來，當下我就明白：那眼中的「亮」，是他對生命燃起了盼望，他能體會到我所傳達的用意，他也可以像我一樣活下來，只要他不放棄！

　　我們絕不是在比哪個癌患的身上得癌次數較多，我們也不是在比哪個抗癌鬥士在抗癌過程時有多奮力…，我覺得每個癌患都是鬥士，當他們從浴火的火燄裡走出來時，他們都是見證！若我的生命故事能激勵癌友，哪怕是激起他眼裡一絲絲閃爍的「亮」，哪怕僅僅是對一個癌患有幫助，我都覺得太值得了，這些人對生命的奮勇，都已超越醫界的評價範圍了。

　　只有從死蔭幽谷走過的人，嚐過徘徊在死亡邊緣的人，才能體會到比那「十分」等級疼痛更大的疼痛。就當我們從死蔭裡吃力的爬回來時，我覺得我們都有共同的人生態度—感恩和知足：我每天早上醒來時，我會說：「真好，我又看到美麗的太陽。」晚上就寢前，我會說：「我又平安的渡過了一天。」
　　這就是我們！我們這種走過癌路的人！

　　如今的我，含飴弄孫，我還學了元極舞、日文、唱歌…，我認真學唱歌，因為那可以訓練我講話的流利，當年的口腔黏膜癌，讓我的舌頭被切除了不少。這幾年我也旅遊，最遠到過非洲。

　　儘管我的身體裡帶有癌症的遺傳基因，相對的，我相信我的生命裡也帶有尋找活路的基因，在這種基因裡，藏有對病患的同理心，也藏有扶助與鼓舞人的愛，我想，這種愛就是構成生命的遺傳基因！　